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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上午,朱绍侯先生九十华诞暨中国古代史研究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中州国际金明酒店第一会议室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关爱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朱绍侯先生的同事、亲属及学生齐聚一堂,共同庆贺先生九十寿辰。开幕式上,与会专家学者纷纷结合个人亲身经历,讲述了与朱先生相处的点滴往事,表达了对朱先生九十华诞的深情祝福。为了使读者更好的了解朱绍侯先生六十一载沉潜探索、勤恳治学的忠厚长者形象,编者摘录了与会学者的发言片段,以飨读者(以发言先后为序)。

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六十余年来,在大学历史教材建设上,朱先生成为当代史学界的标杆。近十年来,朱先生学术活动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朱先生老而弥坚,坚持每天读书写作6小时以上。以传统的手写方式进行写作,十年之内交出了一个科研成果清单:完成了一本学术专著四十多万字,《军功爵制考论》;主编了一部新教材《中国古代史教程》;对今注本宋书的校注工作进行了繁琐的扫尾工作;主编了数百万字的《中华人物大典人物典》和《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南卷》;撰写了40多篇学术论文。一个年近九十的耄耋老人,其学术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奇。二是朱先生的学术创造逐渐进入炉火纯青、至善至美的境界。近年来朱先生爱写长文章,先生的文章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大视野、大论题调动了所有的相关资料,然后缜密论证,结出大结果。

赵世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老师是我们史学界的史学大家,也是是河南大学历史学科新世纪的奠基人。一是在队伍建设方面,朱先生在77级、78级学生毕业时选留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还有大部分优秀学子补充到其他高校。因此河南高校的历史学的学术队伍是朱绍侯先生奠定的。二是在重视教学方面,朱先生编写了自己的教材,这个教材发行了二百万册,据统计被全国53%以上的高校使用,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三是重视科研方面,朱先生经常鼓励年轻老师,多写、抓紧写学术文章。四是阵地问题。朱先生说,当大学老师不搞科研不行,搞科研没有阵地不行。当时,朱老师联合其他老师做了很多工作,把《史学月刊》留在了河南大学。我们能成长到今天,得益于《史学月刊》这块重要阵地。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杂志社)
先生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为中国历史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桃李遍天下,您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教程》,提倡并践行一部成功的史学教材应该使学生具有更多的问题意识的教学理念。这两部著作是最近三十年来高水平的重要的高校历史教材,使莘莘学子受益无穷。先生长期担任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至今仍担任顾问,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成长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精深的学问和高尚的人品,均为后辈楷模。

廖伯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我跟朱绍侯先生认识近二十年来,感觉到朱先生的研究方向非常好,我的研究只是朱先生研究的其中的一部分。我跟朱先生的交往虽然仅限于学术上的交往,可是每次见到朱先生的时候,都是对我非常亲切的。朱先生对自己秦汉史官制研究的论文,根据新资料的发现,连续修改了三次,这实在是让我很佩服,朱先生的这一研究已经达到了该领域的巅峰。朱先生80多岁高龄期间,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这种学术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我是1990年考入大学,进大学之后拿到的第一本书便是朱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所以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走上历史这条路,尤其是走上中国古代史这条路,与先生这本书的影响是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后来,当得知朱先生竟然是我们一个系出身的时候,对先生的佩服就更加深切了。这么多年来,朱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也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和光荣。

张倩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朱先生是河南大学历史学科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也是河南省史学会的奠基人之一。朱先生是第四次理事会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河南省史学会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感谢朱先生任职期间对河南省史学会做出的贡献。朱先生是学术界的大家,他的影响力在全国各地,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也是我们的学长,他当时在河南大学受过教育。他曾经讲过一件事,别人问他,“你怎么到了河南大学?”,郑书记就说,“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就读过朱绍侯先生的书,然后我就到了河南大学,是朱先生引领着我走到了河南大学”。郑书记讲的这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我们许多人都是读着朱先生的书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韩国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那年我十七岁,报考西北大学,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朱先生编写的。先生主编的中国史教材非常严谨,内容丰富,语言平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教材,深受同学们欢迎。先生主编的这本教材引导我们跨入了史学大门,这本教材三十年来一直长盛不衰,汇集了无数学子,是您为我们打开了史学的第一面窗。先生作为著名的史学家,治学领域广阔,魏晋南北朝民族和民族关系史、河洛文化等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特别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统一制度、秦汉时代的军功爵制两大研究领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治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于朱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一是通史和断带相结合,寓通史于断带研究之中,在具体的分析上能站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全局的角度去认真的考虑和评价;二是在学术实践中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和分析历史问题,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做到不僵化,不拘泥,不唯书;三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要将研究历史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怎样通过艰苦卓越的奋斗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四是对待学术争鸣采取兼容并包、广采众说的方法;五是将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关注新材料,把握新动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

郑永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对朱先生在自己三十多年的学术发展中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和真挚敬意。朱先生不仅把学术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更是一个惜才如命、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深得学生敬仰和爱戴的忠厚长者。朱先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与他不断进取和有所敬畏的人生信仰分不开。朱先生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治学和修身的境界中为后人开辟了新的道路。

魏千志(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先生是我的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朱先生比我大四岁,所以还是我的老兄长。我跟朱先生一开始认识就是亲密合作的关系,1954年的暑假,朱先生来到河大历史系报到时,历史系正在召开东南区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座谈会,我与朱先生共同作为会议的记录者而相识。随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一起到农村黄河人民公社进行锻炼,每天一起下地劳动,苦中作乐,培养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朱先生又一起被抽调去建设农场。当时条件很艰苦,朱先生腿上还有伤病,每次夜里疼痛难以入睡,但天一亮立即就投身到建设工作中去。朱先生不仅在治学上成就斐然,而且也经历了许多艰苦时光,这都为以后的工作培养了坚韧的毅力、勤奋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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